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，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2013年增长0.9%，达到12142亿斤，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“十一连增”。在欣喜之余，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，我国的粮食工作还任重道远，粮食安全“永远在路上”。
对于粮食的重要性，马、恩、列以及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有过精辟论述。列宁曾指出，“只有真正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，才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。”毛泽东早年就提出，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，吃饭问题最大。”此后几十年他一直致力于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。习近平强调，“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。”
2008年前后，许多国家出现粮食危机，甚至因抢粮而冲击政府，造成骚动、暴乱和流血冲突。这场危机被称为“无声的海啸”。联合国号召全球通力合作，共同应对危机。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在诸如数亿农民进城、户籍制度改革、突发自然灾害、下岗工人安置等方面，并未引起什么大的社会波动，也都得益于有较充足的粮食作后盾。
我国粮食产量虽已实现十一连增，但并不等于就可以凯歌高奏、高枕无忧了。解决了吃饭问题不等于解决了粮食问题。我国人均占有粮食现仅400公斤稍多点。而资料表明，早在1990年，加拿大人均占有粮食就高达2180公斤，美国也达到1299公斤，法国是1121公斤，连土耳其也有637公斤。近几年我国每年须进口粮食700亿公斤左右，相当于1亿多人在吃进口粮。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还会使道路、机场、住宅区、工业区、开发区、大学城等用地日增、耕地渐减；城镇化趋势和农民工的增多，势必使粮田和种粮农民减少。这些都可能影响粮食安全。粮食安全隐患还有如耕地抛荒、粮农收入不高、水利老化、粮食浪费、人口增长，以及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与粮食科技贡献率的有限性等。由此可见，粮食安全形势依然紧迫。怎么办呢？立足于种粮本身，大幅增加粮农收入，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努力方向。
要考虑实行粮食价格机制创新，确保粮农收入增加和种粮比较效益提高。国家对粮农的补贴，当下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已很有限。要真正调动粮农积极性不妨试行粮食价格创新，学习日、韩等国的粮食高价政策，使粮农大幅度增收。增收后，国家原有的各种种粮补贴就可转作城市低保家庭的购粮补贴。而有较稳定收入的国家职工等家庭略增加一点生活开支，一般也能承受。各类私营企业员工则由用人单位酌情补助，以提高粮价增加后的生活费。以这三条途径即可大致消化粮价创新的资金问题。如还有缺口，国家再适当做点投入。价值规律问题还须靠价值规律解决：种粮划不来就没人种，划得来自然就有人种。
要坚持在粮食生产第一位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，解决粮农增收问题。农民增收困难长期是困扰“三农”问题的一个瓶颈。而我们过去总习惯于靠调整农业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。这一思路实施的结果，就是把粮田变成果园、苗圃、菜地、鱼塘，把粮农变成果农、花农、菜农、渔民。不可否认，经济作物收入确实明显高于粮食，这对农民增收的确效果明显。但它对粮食安全本身来说，无异于饮鸠止渴。1985—1988年和2000—2003年曾两度出现的四年粮食徘徊局面已有深刻教训。因此，靠粮食价格机制创新，从而靠种粮本身增加收入以提高粮农积极性，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正确选择。不谈粮食安全则已（如那种所谓的“把粮食的包袱甩到太平洋去”的不负责任的观点），要谈确保粮食安全，就必须坚持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，也即靠种粮本身解决粮农增收问题。
粮价机制创新也将使粮食安全的其他多种隐患迎刃而解。粮价创新意味着寸土寸金，农民就会千方百计杜绝抛荒；也不会允许将粮田乱圈滥占，有利于保护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；粮食惊人的浪费也会大大减少。农民还会自愿加大种粮科技投入，努力提高粮食单产；收入不宽裕者，在生育等问题上也需要更加慎重，放开二胎后尤如此。可见粮价机制创新是消除粮食安全诸多隐患的“牵牛鼻子”的举措。
有人认为进口粮价低，吃进口粮还划得来一些。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对，但从长远看，无异于受制于人或坐等世界粮食震动导致中国恐慌局面出现。一旦中国粮食缺口太大，恐怕“有钱人家”也不敢卖给你了。遇上国际粮食危机更可能无粮可进。正如习总书记所说：“一旦发生大饥荒，有钱也没用。”与其到那时被动惊慌、遭受损失，还不如未雨绸缪、早作准备。日、韩等国小而富，全靠进口也可解决粮食问题，但它们却以高价等多种政策致富粮农，立足于自己解决，可见也有防范意识。我们国家这么大，更须立足于自己。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”，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只能是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船”，切不能侥幸和折腾，否则出了问题就非常被动。
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是要粮食充足，粮食充足的关键是要农民有种粮积极性，农民有无种粮积极性的关键是种粮能否增收，粮农增收的关键是粮价机制改革创新（同时严防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）。制度的设计要切实关注粮农这一利益主体，这当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。
